击的完美存在。
他们往往身陷道德的两难和生活的困境，在面对重大选择时无法完全遵从‘对与错’的简单划分——但是这是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的阐释，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国身上。
打完南北战争以后，美国本土就几乎没有遭受过战火的洗礼，你们的人民也没有体验过流离失所、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而《大医》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恰恰是在中国陷于内忧外患、山河破碎、家国倾覆的危机当中。自古以来，中国的教育就有培养‘舍身取义’的牺牲式的英雄人格的传统。（这句够不够英语化）
《大医》的三位主角，从职业层面上学习的是现代医学，但仍然深受这种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‘君子’——君子，同时是‘知识分子’和‘英雄’两种身份结合的最高表现的载体。
所以，在危机关头他们‘没有犹豫’和‘不够挣扎’，才是中国式英雄的真实表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英雄确实是我们理想化的投射，与我们一样，是有缺陷、有挣扎的普通人。
但在紧要关头，‘还在犹豫’‘还在挣扎’，是不是有点太像好莱坞电影了？”
最后这句话，引发了一片笑声；精彩的回答，也让提问的杰弗里·古德伯格十分满意。
紧接着《纽约时报》文化版的记者艾玛·霍普金斯接过话筒，语气犀利地道：“艾丽丝·梅休女士多次提到这本书涉及到‘文化适应性’和‘文化再造’。
但在我看来，这部作品似乎太过于‘中国化’了，而忽略了它与全球化文化的冲突。我的问题是，您认为《大医ii》是否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，还是仅仅加深了文化的隔阂？”
“这……”张潮有些无语，不愧是《纽约时报》，看问题的角度都这么清奇，但是人家问了，自己不能不答。于是道：“如果你看过《大医》的第一部就知道，它可太‘全球冲突’了——中国都快被外国侵略者毁灭了。”
艾玛·霍普金斯：“……”连忙道：“我说的‘全球冲突’不是指……”
张潮不客气地打断道：“还有什么‘冲突’比战争更加惨烈和充满悲剧性？不要和我说那些文化或者语言上的摩擦、分歧，与真正的‘血与火’比起来，简直微不足道。
在一个国家、民族兴衰存亡的宏大叙事下，些许‘冲突’并不值得我去考虑。我更没有想要通过我的作品去解释或者消弭这些冲突，这不是《大医》这部小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