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前，朱由检面临的是明末绝望的环境：外有几乎无法抗衡的强敌，内有千头万绪缠成一团的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。那时候，朱由检自已都过得朝不保夕，身处黑暗森林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。
因为他只是从一个「猪藩王」变成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，既没有兵权，也没有财权，
甚至都没有嫡系的官僚团体。
若是古典时期的太子、王爷，可以开府建牙，有自己的嫡系力量、利益共同体，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惑了，但是他什幺都没有。
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朱由检确保自己活下来，是具备正当合理性的，就像陕北造反的农民军一样，只是想活着，是没有错的。
在这时候，朱由检可以心安理得地摆烂，因为他还「穷」，自身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，是没有办法顾及到其他人的。
可是随着局势的转变，外部强敌被挫败，内部的予盾有所缓和，国家财力、军力的提升，皇帝的本身权威的提升，这个逻辑闭环碎裂掉了。朱由检不能再这样心安理得地「睡」下去了，他需要进入「兼济天下」的第二阶段了。
这不是单纯的良心发现，而是涉及到了封建社会的底层根本性逻辑，或者说伦理纲常。后世人一般是非常鄙视伦理纲常的，他们习惯驳斥一切权威，解构世间所有的普世价值。都说「理越辩越明」，但也有可能吵着吵着，造成了更深的思想混乱。
在先秦时期，这是「礼崩乐坏」；在魏普南北朝、五代十国，则是「纲常失序」；而在后世，
则表现为「左右互殴」「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的争议」。砸烂旧有的秩序容易，想要重新建立起新的秩序就很困难了：从魏到隋，经过了369年；从唐到宋，走了72年！
而这种思想的混乱、旧秩序的崩解，无不预示着乱世的降临。明末也正处于这种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：有人将孔子拉出来批斗，有人开始质疑君权、质疑君主专制，更多的人则是不满意朱元璋制定的各种僵化的封建等级制度，致力于在方方面面将这种腐朽的制度砸烂。
汉人对于大一统的渴望，并非是君主对于王图霸业的病态追求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逼迫人们不得不走上了这条建立秩序的唯一途径。
「宁为太平狗，不做乱世人」，再烂的秩序，那也是秩序，至少能让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活下来，在大部分的时候，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安全性的需求。也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，朱由检才会尽量避免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。